钱选 《王羲之观鹅图》元代
纸本青绿设色手卷
纵23.2cm × 横92.7cm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钱选（公元1239年—公元1299年），宋末元初著名画家，与赵孟頫等合称“吴兴八俊”，字舜举，号玉潭、霅（音同乍）川翁，博学多艺，精音律，工诗，善书画。南宋末年，他带着亡国之痛和乱世之悲，归隐山林，以绘事自遣。

《王羲之观鹅图》被看作是钱选青绿山水的代表作，于清乾隆时期进入内府收藏。关于之前的递藏情况，未见有关记载，多数人认为藏于民间。

乾隆皇帝对其特别钟爱，他不仅下令对这幅画作进行精心重裱，还亲自挥毫题写诗赞，以此表达他对画中意境与技法的高度赞赏。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的正月初七日，乾隆帝召来七位词臣一同观赏《王羲之观鹅图》，传为清宫收藏的一段佳话。

这次内廷雅集由东阁大学士梁诗正领衔，他在拖尾上起笔：“乾隆丙寅人日敕示内廷诸臣同观并题句。”随班同观并和韵的有汪由敦、励宗万、张若霭、裴曰修、陈邦彦和董邦达。

丙寅人日君臣雅集之后，乾隆帝对此幅画卷难以忘怀。不久，他观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时，又想起《王羲之观鹅图》，并于帖后重新题写诗文：“誓墓高风有足多，独推书圣却云何。行云流水参神韵，笔阵传来祗白鹅。”直至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在七十寿辰前后，乾隆帝再次展观《王羲之观鹅图》，并在后隔水花绫上题“养心殿宝”玺，表明它已被移置于养心殿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在传位给嘉庆后，他再次展卷，此时离他第一次组织词臣观赏题跋此卷恰好50年。他在画上留下了多枚印鉴，如引首纸左侧下方与画心中央分别钤有“八徵耄念之宝”，后隔水花绫下方有“太上皇帝之宝”。

由此可见，在乾隆帝的视野中，《王羲之观鹅图》不仅仅是一幅用以美化宫墙的装饰品，更是承载着皇权审美的重要媒介。这幅画在他的赞赏与推崇下，于艺术价值之外，又增添了文化与政治层面的历史价值。而乾隆帝本人留下的题诗及临摹画作，不只是对画作本身的赞美，更彰显了乾隆皇帝作为文化守护者与推广者的双重身份。

《王羲之观鹅图》在溥仪时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命运波折，它随着溥仪匆忙离开紫禁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有具体记载：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的第一步是筹办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于是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运出的总数大约总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

据《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著录“十一月初八日赏溥杰 钱选《观鹅图》真迹一卷（一百二十六号）”可知，此件书画是1922年12月25日由溥杰带出故宫的。

1925年2月23日，从皇帝宝座上被赶下台的溥仪逃往天津，那几十箱古物也转运到天津。溥仪想起《王羲之观鹅图》，陆续约请幕僚鉴赏品题。此时的《王羲之观鹅图》，不仅仅是皇家收藏品，更是维系溥仪小朝廷的文化资本。面对祖宗的题跋印鉴和王公旧臣的和韵，溥仪不免感慨。对此，《郑孝胥日记》中有具体的记录：

宣统乙丑十二月初三日，诣行在。召对，赐观钱选《观鹅图》卷，题者已满，命付工重装。至秀华斋，以图卷付之。

1945年8月11日，溥仪在日本关东军挟持下乘火车去通化后，位于长春的伪皇宫小白楼成为日军洗劫的场所，他们发现了从天津运来的木箱里装的珍贵宝物，便大肆抢夺一空。自此，《王義之观鹅图》便流入民间，辗转为收藏家王季迁所得。

为了提高知名度，这幅画作还曾作为卢芹斋、怀云楼的收藏公开展览，并出现在各种图录之中。1973年，旅居美国的王季迁将《王義之观鹅图》连同其他大量宋元名画陆续出售给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凭一己之收藏成就了后者中国古字画收藏的世界级地位。

如今，《王羲之观鹅图》身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纵然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但一幅画作为何得到皇帝与群臣垂青？一代名家王羲之为何偏爱白鹅？一个简单的观鹅场景又何以成为历代画家描摹的主题？金发碧眼的人来人往中，有谁真正知晓这些画中的意趣呢？从钱选的静谧画室，到乾隆的繁华宫廷，再到异国他乡的迁徙，《观鹅图》远走，徒留一代“书圣”寂寞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