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成长于物资匮乏年代，相信只要吃苦耐劳，下一代就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这种对未来的希望，成为他们长期忍耐艰苦工作的心理支撑。但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接受的是互联网文化、城市消费文化以及"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成功叙事。
然而，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却发现自己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买不起住房，子女教育成本不断提高，甚至下一代毕业后，同样可能面临就业困难。当两代人的阶层上升预期同时下降时，人们失去的不只是工作机会，更是通过努力改善生活的信念。
这种预期崩塌的另一面，是婚姻和家庭本身正在变成一部分农村男性无法企及的东西。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2024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全国未婚男女比例为13比9，而农村未婚男女比例高达2比1，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比例更是达到13比2；有测算显示当前婚龄男性比女性多出1780万，其中约67%集中在农村，35到55岁的农村未婚男性约554万，加上离婚人群合计接近900万。
这些数字背后，是天价彩礼和县城购房共同构成的婚姻"经济门槛"，浙江农村平均彩礼曾达18.3万元，其他不少地区10万到20万也很常见，往往相当于一个农村家庭几年到几十年的纯收入。
对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而言，努力挣钱不仅是为了活下去，也是为了凑够结婚的门槛；当收入下行叠加婚姻成本高企，这部分男性面临的，就不只是经济上的相对剥夺，还有社会身份和家庭延续意义上的被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