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趟过了地雷阵，然后所有的雷，都炸在了后人的脚下。

朱镕基最大的功劳，就是把克林顿忽悠瘸了。

朱镕基的贡献：既然抢劫地主的贫下中农懂得怎样在人民公社悄悄饿死，抢劫帝国主义的国企职工凭什么不能表现出更高的觉悟呢？

文章来源
BBC中文记者 陈岩 2026年8月12日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于北京时间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7岁。

朱镕基曾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文革过程中下放劳动，改革开放后回到中央经济主管部门任职。1989民运后，朱镕基接替江泽民成为上海「一把手」，任内推动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和发展。

朱镕基在副总理及总理任上，前后12年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推行改革——改革国企、放松汇率管制、放开房地产市场、实施分税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整体上往市场经济的方向迈了一大步，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发展速度最高的二十年。

改革过程中，朱镕基也因为造成大量国企工人下岗而受民间批评。但在经济学家看来，他任上推行的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之后几届政府鲜有突破。

有民调反映，朱镕基是中共少有的官声颇佳的顶层官员。截至香港民意研究所2023年1月最后一次发布「两岸政治人物民望榜」，朱镕基虽已退休多年，依然连续12年第22次居于榜首。

中国官媒新华社的通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新华社称：「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

朱镕基的一子一女都在国有金融机构任职高管。其子朱云来曾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EO十年，该公司承办了中国大型国企海内外融资上市的金融服务；其女朱燕来于2013年4月任中国银行香港公司副总裁。

政治风波中，二十四年还是副科级
1928年10月23日出生的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大学毕业，朱镕基即进入体制，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官员生涯。

然而，朱镕基仕途的前三十年并不顺利。1950年代中国掀起「反右倾」运动，朱镕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成为五十五万「右派」中的一个。

在1988年的一次讲话中，朱镕基回忆，「在『大鸣大放』（1957年）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朱镕基还是没能逃过被下放的命运，在国家计委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五年。二十多年后朱镕基履新国务院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被外国记者问及自己的「右派」岁月，朱镕基回答，「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在「五七」干校劳动五年后，1975年朱镕基回到中央，任石油工业部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职级副科。

朱镕基大学毕业的第一个职位就是副科级，动荡的政治环境中，他起伏不定，二十四年过去，还是副科级，这一处境也与他日后在仕途上火箭蹿升，形成鲜明对比。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错划朱镕基为右派的问题得以纠正，同时恢复他的中共党籍和职务，朱镕基回到国家经委，任国家经委燃料动力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

此后十年间，他逐步至担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朱镕基完成了从副科到副部晋升，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官员之一。「六四」后江泽民进京，朱镕基接任他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其后成为中国总理，继续与江泽民搭档。

「八九民运」后主政上海，力推浦东新区
1987年底，已经年届60的朱镕基首次调离中央部门，到地方主政。朱镕基先是调任上海任市委副书记，次年4月就任上海市市长。就任上海市长不足一年，「八九民运」爆发，上海也爆发大规模抗议。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各地爆发一场历时近两月的民主抗议运动。6月4日凌晨，中共动用武装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清场」，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导致数百或者更多人死亡。

在其著作《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披露彼时他的态度——在1989年5月22日《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和6月8日《上海不能乱》两次对上海市民电视讲话，以及之后政府内部的会议文稿中，朱镕基力主用不同于北京军管的手法，拒绝出动军队和警察，以避免将矛盾激化。

他表示，「上海乱的程度与北京不同，我们从未想过要动用军队，上海有508万工人，还要军管干什么？……不要引起群众恐慌。」

朱镕基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上海短暂搭档仅一年多，「八九民运」后，江被火速召唤入京，进入核心权力层。朱镕基则顺势接任市委书记一职，开始全面主政上海。

离京不到两年，朱镕基已成为中国最重要工业城市的一把手。而在这座城市，朱镕基最想做的就是开发黄浦江以东，建设浦东新区。甚至在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长之前，朱镕基已有开发浦东的想法。

根据《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第一次提及「浦东开发」是在1988年4月25日，当时朱镕基是作为市长候选人发言，「目前我们的希望是开发浦东，黄浦江上面多建几座大桥，把工厂、人口向浦东疏散，这样旧市区才便于改造。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

放眼当时的中国，内部经济问题凸显，再加上国际社会因「六四事件」的制裁，1989年和1990年连续两年经济低迷，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GDP增长速度放缓。而上海更甚，GDP增速甚至没到4％。中国经济从过热一下子陷入失速的境地。

因此，进入1990年代后，无论就上海本身而言，还是考虑到整个中国，开发浦东都变得愈发急切。黄浦江以东从90年代初「什么都没有」，发展成中国金融和工业中心。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回忆，当时还是外交官的他受朱镕基邀请，到市政府所在的外滩老汇丰银行大厦，听到上海将开发浦东新区的消息时，他望向窗外，黄浦江那边什么都没有，心里不禁想「朱镕基肯定在做梦」。

陆克文随即感慨，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个「梦」实现了。然而，彼时政坛上改革阻力不小。

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政坛推倒「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逐渐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但建设经济的具体方式依然存在争论：一边是以邓小平为首，主张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另一边是以陈云为首，主张计划经济的「保守派」。

这种一分为二的政治格局被不同的学者称为「一山二虎」或「双峰政治」。

经历1988年「物价闯关」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六四事件」中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失势，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大受打击。再者东欧巨变和「六四事件」被一些党内人士认为是改革引起，因此发起攻势，声称改革每推进一步都要「问一问是姓社（社会主义）还是姓资（资本主义）」。

邓小平在这个关键时刻力挺朱镕基。中国官媒人民网的一篇报道中揭示，1990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过年，朱镕基拜年时提到，希望像深圳一样，开发浦东。邓小平回京后吹风，「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开发浦东的计划因此很快得到批覆。

之后一年朱镕基也在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和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最后斗争中，为后者助攻。1991年发生「皇甫平」事件——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连续发表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场上，对「姓资姓社」的批判和支持之声，沸腾不已。

第二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姓资姓社」的争论一去不返，中国走上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双峰政治」时代随之结束。「皇甫平」事件也被认为是南方讲话的先声。朱镕基虽然在上海只待了短短四年，但是与邓小平的互动，使其改革能力得到认可，直接使他进一步迈入核心权力层。

「经济沙皇」：设置中国经济发展轨迹
「皇甫平」事件之后仅仅几个月，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补选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一年后召开的「十四大」，朱镕基从中央候补委员，直接进入政治局常委。「破格」程度非常罕见。朱镕基从1987年国家经委副主任（副部级），到1992年正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仅五年。

在英美的政治语码里，「沙皇」（Czar）是个非正式称呼，主要指被首相或总统任命，专门对某个领域负责的官员。比如一战时，美国威尔逊总统任命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负责战争工业委员会，他也因此被称为「工业沙皇」（industry czar）。在这个意义上讲，1991年朱镕基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的十二年间，他是中国名副其实的「经济沙皇」。

在朱镕基成为「经济沙皇」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走过十二年，经历了经济路线的争论和突破，经历了经济特区和农业「包产到户」的尝试，也经历了「六四事件」的震颤。

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是「三角债」、「非法集资」、「财政拮据」、「国企衰蔽」、「产权争议」等问题积弊严重。朱镕基主政的十二年，几乎在当时中国经济的所有领域都推进了强力改革。

比如，当时中国财税体制极其落后，各省上缴积极性低，1992年中央财政赤字1000亿元，甚至到了有机关没钱发工资的地步。朱镕基决定「分灶吃饭」，与地方政府按税种和比例进行分税制改革，「国税」与「地税」的分野产生。中央财力充足，财政投资也成为刺激经济不可小觑的力量。

再比如，朱镕基力排众议进行汇率改革，革除官方汇率与调集市场汇率的「双轨制」（两者相差超过30%），外汇黑市消亡，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的外贸优势凸显，廉价的劳动力推动中国走上「世界工厂」的道路。

与此同时，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过进行艰难而漫长的谈判之后，中国终于纳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在中美最终签到入世协议之前，经历了25轮马拉松式谈判。

朱镕基的各项经济改革政策剧烈地改变了中国。1998年，履新总理的朱镕基在记者会上，点名要给凤凰台吴小莉提问的机会。后者问，「外界称你是『经济沙皇』，你喜欢这个称呼吗？」朱镕基说，「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他接着说，「但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年，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外贸因此受阻，经济增长从两位数掉到8.8%。此背景下，房地产改革被朱镕基提上日程。

在朱镕基看来，拉动内需最好的方法就是激活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产业链很长，涉及行业多，建材、化工、钢铁等都会受益。「转正」四个月后，朱镕基领导下的国务院正式宣布，福利分房年代结束，住宅商品化时代开启。之后十多年，房地产市场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火车头，但也伴随着「房价暴涨」、「土地财政」等顽疾，甚至产生「强拆」一类的次生问题。

虽然伴随着不少副作用，但朱镕基至此已为中国经济成功打造出「三驾马车」——分税制改革盘活财政，使投资成为一架马车；汇率改革、加入世贸，使外贸成为一架马车；房改推动消费成为一架马车。

此后，中国保持了超过十年「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奇迹。当年与朱镕基一同被打为「右派」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后来评价，中国经济改革走上成功的发展道路和朱镕基大刀阔斧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卸任十年后，德新社（DPA）曾援引和朱镕基有接触的人士称，朱镕基认为，继任政府只是收获了他执政时的功绩，但本身没有什么新的建树。

国企改革成功之痛：「朱嘴一张，工人下岗」
贯穿朱镕基经济改革生涯的，恰恰是一个中国特有的问题——如何改革国有企业。在朱镕基成为「经济沙皇」伊始，数十万国有企业如「一滩烂泥」，效率低下，亏损面不断扩大，负债连年增长。

此时的朱镕基对国企改革的思路，已经从此前的经营体制改革，变为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切入点，也从给国有企业负责人多大权力，转变为国企应在在某些无关国计民生、市场竞争已经形成的领域退出。

换言之，就是通过「抓大放小」的方式区别对待。朱镕基受到韩国模式的启发，认为韩国的金融与实业融合的大型财团，助力该国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首屈一指的工业国。中国应该按此模式，培养国有企业。

然而，1997年金融危机来袭，中国人眼中的「好学生」韩国却在危机中倒闭不少。韩国大宇集团最终巨亏倒闭，创始人金宇中也出走美国。这条改革之路前方的亮光被骤然掐灭。

国企改革的路径只好再次转向，朱镕基认为国企应该接着退，在所有完全竞争领域，国企都应该退出，只在自然垄断型行业保留，比如电力、石油、军工、航空、保险、银行等。退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副作用带来的痛感也更加强烈。据统计，在这轮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达到1500万人。

沿海地区，不少人纷纷「下海」，出现「先富起来」的人；还有一批人在中小国企退出的过程中，利用不明晰的产权规则，攫取资源，成为「暴富起来」的人，他们身上也背负着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原罪」。

经济崛起的阴影面，下岗职工则为生计愁，衍生为新兴的城市贫民阶层，他们在国企退出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当时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远远难称完善。这些人无疑成为这一轮改革的牺牲品。以至于在下岗工人的口中流传：「朱嘴一张，工人下岗」，折射该群体对朱镕基怨念颇深。正因为如此，在不同人的口中，这位「经济沙皇」的改革之路，面对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朱镕基近年鲜少公开露面，最近一次出席公共活动，是7年前2018年10月在北京会见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当月正逢他90岁大寿。在这之后，朱镕基便连续缺席中共建政70周年、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中共二十大、2025年九三阅兵等活动。

在中国官方语境中，他被看作是后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实操者，通过铁腕改革，冲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建立起中国独有的发展模式。在体制外的批评者中，有的认为他其实依然是计划经济时代走出来的「经济官僚」，计划经济思想依然严重，很多铁腕政策背后罔顾法治，牺牲个体利益。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书中评价，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但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

西方话语体系则给朱镕基冠以「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之名，比喻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背后隐隐包含的希望是，他的「资本主义改革」能带来经济繁荣，继而倒逼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化改革。

朱镕基没有公开进行过自我评价。但2000年3月两会的记者会上，一位丹麦记者问他，希望中国人在他离任后记住他的什么？

朱镕基回答，「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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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综合评价：
刘仲敬《红色包衣——朱镕基》

清朝发明了解决不服管束的太监问题的巧妙办法。他们利用另外一个地位较低的团体──包衣──控制和监督太监。藉由把包衣引入宫廷管理体系，清朝统治者扩大了宫廷的监管和平衡机制。

朱镕基(1928-，长沙人)的童年符合革命学生的经典轨迹：穷困潦倒而又死要面子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特别是小公务员和行政文职人员。他们时刻都在幻想自己属于统治阶级，把真实阶级地位的自然体现当成社会不公的铁证。他们最容易变成公务员和革命家，两者的共同特征就是习惯将自己的欲望解释成世界的应然。朱镕基像所有青春期少年一样，当过几年文学爱好者，但捉襟见肘的家庭状况，迫使他方便饭碗的工科。养父说“朱镕基的童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一件玩具。”（高新：《朱镕基传》，第20页）他即使在飞黄腾达之后，仍然为失落的文学梦感到遗憾，翻译成阶级斗争的语言，就是说我哪点比徐志摩差，都怪资本主义害了我们家。他从小依靠奖学金为生，习惯公共宿舍（机关大院前世）的价值观，敌视天然财富和稳定阶级固有的安全感，认为社会公正必须建立在色衰爱驰的妾妇之道上。

家庭和乡土连他这个中学生都养不起，自然不能培养他的认同。公立学校本来就是马姆鲁克养成所，核心任务就是切断候补公（共）奴（隶）的一切天然羁绊，因此对孤、寒、畸、零子弟怀有变态的爱心，犹如《鹿鼎记》里的海公公对待少年韦小宝。公仆和太监都是以建制团体代替天然共同体的历史成功典范，最清楚“除根”对效绩理性主义的基础重要性。小孩子随时可以回家，随时有零花钱，不在乎奖学金，又有课本以外的太多爱好，对公立学校是非常不利的。朱镕基恰好就是公立学校最需要的那种人，只是历史出了一点小小的波动，让他在大学三年级赶上了冷战，恰好在1949年10月加入“忽然革命”的行列，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个尴尬的日期给他留下的阴影，不比江泽民的家庭出身更少。

共产国际接替了内亚殖民者，回到内亚海洋的主要港口北京，为了消除海洋殖民者留下的痕迹，决心“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清华大学作为海洋殖民者留在东亚的产业，自然遭到优先打扫。校训改成了“听话、出活”，积极分子配合军管会监督部分顽固教师。朱镕基表现积极，保住了奖学金，但毕业分配的结果，仍然不过副科级。显然，他的身份和党龄一样尴尬。前有入关前的汉军八旗（东亚人），后有入关后的科举官僚（中国人）。曹雪芹的祖先如果早几年出关投靠，就可以做爵爷；现在坐等军管会进城抓丁，就只能做包衣了；再晚几十年等到改革开放恢复科举，又可以直接做县太爷了。虽然改革干部（中国人）的实权还不如延安干部（东亚人）的包衣，却用不着像包衣那样做低服小，甚至更容易在广大群众面前，以中国主人翁的姿态作威作福。

朱镕基在红色满洲国（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画室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培训过关以后向东亚各地推广。高岗筹备和主持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后，把得力的包衣带回北京。朱镕基毕生的性格，就在这个著名的机关大院里定型。改革干部（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师，绝大部分来自这个大院的计划专家。机关大院是中国人殖民诸亚和诸夏各邦的据点，虽然级别待遇和地理分布各有参差，但组织模式基本一致，构成列宁主义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共同体。列宁主义政权的负组织度和诸文明的正组织度，首先就体现于作为政权基础的伪共同体和天然共同体（部落、教区、家族）。基础共同体必须像蓝藻、地衣和蚯蚓一样，无中生有地生产秩序。高级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大手笔的经营和挥霍，归根结蒂都来自基础共同体看不见摸不着的生产，或者就要以基础共同体历史上的秩序生产力为抵押品借贷或预支，同时承担在计算错误或周转不灵时破产清算的风险。轻度的破产只会导致政权更迭，受损的土壤团块和变薄的子宫内膜还会生出面目依稀相似的弟弟。重度的破产就会导致文明毁灭或异类文明替代，沙漠或新生态系统对旧文明的精英阶级都是卡夫卡的杀人机器。灭绝和新生的差异在火星观察家的眼中意义重大，对死者而言确实毫无意义。

秩序生产者必须将秩序输出视为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乐趣，符合上帝的意志、自然的规律或自古以来的习惯。三者至少必须具备其中之一，最佳健康状态就会全都具备。如果男人和女人为做爱、生育和家庭索取妓院、酒店和学校的同工同酬待遇，系统就崩溃了。土豪（凝结核）和基础共同体的关系，也是在柔性规训（威望、示范、羡慕、模仿）的动态平衡范围内才能达到最佳秩序生产状态。如果土豪索取警察的待遇和权力，系统就崩溃了。中世纪初期的欧洲和殖民地时期的北美都处在高级共同体或者尚不存在、或者接近于摆设的状态，因此生长的潜力特别巨大。马克思所谓“国家是阶级的工具”，其实跟自由主义者所谓“小国家大社会”是一个意思。文明作为组织演化的动态系统，衍生扩张和凋谢萎缩共存于生长过程中。前者相对于后者占优势的边界条件，就是天然共同体强于政治共同体。

马克思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无阶级社会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希望平衡态破裂导致系统崩溃。列宁天才地指出，工人自发产生的任何组织都是系统的一部分，指望他们反噬母体是不合逻辑的，只有职业恐怖分子的团体才能长期维持解构能力，前提是负组织度的绝对值必须高于目标社会基础共同体正组织度的绝对值。波兰党组织的解构能力必须高于波兰天主教会的建构能力，以此类推。反是，党就灭亡了。天然共同体有不断自发产生秩序的生命力，因此解构必须反复进行。这就是为什么“一年不搞恐怖党危险，三年不搞恐怖党灭亡”。机关大院的sm文化发挥日常练兵的作用，防止“爹亲娘亲不如组织亲”的巴甫洛夫反射在怠惰中退化。负凝结核在sm亢奋的驱动下，从反社会感情当中获得快感，正如凝结核在天然感情的驱使下，从社会性感情中获得快感。

阿拉伯骑士一看到有机会抢下敌方部落酋长女儿的宝石，挂在自己的女朋友头上，顿时精虫上脑热血沸腾，冲向酋长的刀口，临死时幸福而正确地预期，自己的事迹会变成歌谣到处流传，激励本部落三代以后的子孙，砍下敌方酋长孙子的头颅。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看到有机会揭发领导给单位食堂开私灶的小金库，把自己分到的一份交给工作组，顿时精虫上脑热血沸腾，直到领导拿出五百页黑材料，包括从女朋友到食堂阿姨的检举信件，然后在夹边沟幸福而正确地预期，领导在三年后对《人民日报》摇头叹气，会遭到孙子和保姆的揭发，前往夹边沟跟自己作伴。前者觉得后者简直不是人，后者觉得前者无非是不能透过表像看实质的业余爱好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即使家破人亡，也能从理性的骄傲中得到极大的满足，觉得马基雅维利意义的清醒和深刻，足以保证自己高于心慈手软的庸俗资产阶级。

毛泽东把粗心的高岗当作一次性武器，折断在共产国际核心干部（世界人）的铁拳上。国家计划委员会随即落入胜利的匪谍系手中，由周恩来的党羽李富春主持工作。没有这次斗争的胜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的经济计划和经济专家，都是国家计委培养的。他们对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只有唐纳德川普对环境保护的深刻理解才能相比。只有他们才能使市场符合动物农场的需要，只有川普才能用环保署虐待科学家。如果经验不够丰富，就只能满足于取缔了。毛泽东不仅没有能力主持计划经济，而且以其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敏锐怀疑任何计划，以其湖湘蛮夷的本能敌视任何计划，深信任何可预期性的增强都会损害他浑水摸鱼的特长。没有他的间歇性破坏，也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因为莫斯科的计划机器早在完成整合东亚费拉人口的任务以前，就会因负担过重而提前二十年崩溃。

国家计委的真实水平并不体现在那些极其粗陋的指标和额度，而是体现在这些算法预留的不同余地上。其中分寸，离不开机关大院的信息黑市。苏联厂长经理完成国家计划的业绩优劣，主要取决于秘密铁柜里珍藏的伏特加。这些酒瓶保障了以物易物的零配件地下市场，堪称苏联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无名英雄。朱镕基作为旗主惨遭圈禁的包衣，管道并不多。高岗的旧部马洪同样前途暗淡，两人经常相互取暖。朱镕基不懂分寸，主要是因为关系太少，不是因为个性强硬。他后来出名的个性是随着权力而渐次增加的，在五十年代仍然是个经不起风浪的雏儿，听到组织将自己划为右派的决定后，用一哭二闹的方式表达始终不渝的革命热忱。他确实没有什么右倾的言论和行动，只是本单位的指针必须超额完成，计划专家誓言的自我实现，显然比任何其他方式更符合诗意的公正。他劳改回来以后，发现诗意的公正已经上升到更高的段位。造反派要求他将功赎罪，揭发当初拿他填补右派指标的领导。最后正如那个著名的苏联笑话所说，反对彼得洛维奇的人、支持彼得洛维奇的人和彼得洛维奇本人都去了五七干校插秧。

天然感情不需要特殊训练，就会构成秩序生产者的驱动力。解构者没有sm体验，就不可能自动掌握负组织度可持续生产的秘传知识。朱镕基发现“企业办社会”的目的不在于经济效益，而在于像磺胺冒充对氨基苯甲酸，阻止细菌吸收真正的营养物一样，冒充天然共同体，以便阻止天然共同体的重新凝结，因为基础共同体一旦稳固，就会培养保护自己的政治共同体，最安全彻底的砍树方法，莫过于事先铲掉土壤。无论部委还是国企，骨子里都是机关。机关由于占据了旧土豪的生态位，总有聚集资源的冲动，然而由于组织度为负的缘故，汲取资源的高效和保存资源的低能形成鲜明的对比。机关与机关的博弈当中，任何一方都希望由自己采取“打土豪策略”，由对方采取“做土豪策略”，因为前者总是享有至少是短期的优势。他理解了国家计委的机关大院，也就理解了所有的经济机关。宏观经济学严格说来不是经济学，而是各经济机关之间的资源分配。朱镕基在复出以前，就已经明白控制机关的秘诀了。内容非常简单，就是抢先制造既成事实，不要害怕得罪人，不要理睬失败者的纠缠。短期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改善自己的地位，长期成本最终会变成又一笔胡涂账。

老列宁主义者复辟后，决心彻底清除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干扰破坏。1978年以后，马洪复出。满洲计划官员分据要津，朱镕基也在其中。他在国家经委内部赢得了能员的声誉，特长在于更加严厉地使用针对干部的纪律措施。八十年代所谓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实际上是抓大（计划经济）放小（商品经济）的双轨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另一面，就是挤干的橘子统统扔进垃圾箱。大型国企推行严格的再列宁化，扭转毛派制造的纪律涣散局面，确保战略物资和核心技术的集中控制，对满洲和上海的影响最大。文革后期放开的农村家庭经济和地方集体企业才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只涉及生活物资和低端技术，实际上是挤干的橘子在垃圾箱里发芽，吸引了一批饥不择食的蝗虫（盲流）。朱镕基的管理范围都在前一部分，指令当然是最有效的手段。海外评论家一厢情愿地划分的“改革派”，大多是管理农业区、共青团和知识分子的干部，从列宁党组织的角度讲，开明的意思就是荒地的杂草不用割。后来互联网最初十年的开放幻觉，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朱镕基和这些部门在人事上缺乏交集，作风更不同调。他外放上海，是为了保持国企的稳定性。成败取决于调拨物资的计划能力和鞭打中级干部的管理魄力，而这两者都是他的强项。胡耀邦赵紫阳对他并不热情，陈云却颇多支持。浦东开发是外资重返上海的关键，陈云的介入对朱镕基非常重要。

朱镕基自认为年事已高，连中央委员都没有混上，上海是他最后的机会，任满以后很可能退休，该折腾别人的时候不好好折腾，难道等折腾不动以后再任人折腾不成？他认为上海干部普遍油滑软弱，江泽民更是机会主义者的典范。江泽民认为他富于侵略性，不懂得团结大多数干部，一起闷声大发财的好处。上海各机关普遍认为他貌似雷厉风行，实则虚伪狡诈，绑架他们演煽情片的m角，实利留给八旗子弟，娱乐留给贫下中农，是之谓“讨好两头，得罪中间”。（高新：《朱镕基传》，第97页）朱镕基也看清这些假土豪的组织度绝对值大于真土豪，所以聚敛的财富比真土豪更多，然而组织度为负值，因此名义上的党羽实际上只会墙倒众人推，正如他老自己当右派的时候，谅他们没本事像教育胡耀邦的阿訇喇嘛一样，搞一个上海独立运动来报复，放过了这些嗷嗷叫的肉猪，怎么对得起组织这么多年的教育，尤其是反右运动期间，单位给他的现实教育。赵紫阳的倒台突然空出了近十年未有的大批空椅子，刹那间把他和江泽民那点鸡毛蒜皮的纠纷稀释到接近于零的程度。他俩并肩跑步进京填空，从此不再提退休的事情。

朱镕基在国务院成立了无数的小组，自任小组长。每一个小组负责一项任务，例如“清理三角债”或“质量品种效益”之类。他因此遭到的嘲笑，比1940年的蒋介石和2015年的习近平还要多，但嘲笑并不能妨碍他实现自己的目标，先架空再逼退李鹏、姚依林、田纪云。邓小平和陈云的支持诚然必不可少，但老狼岂有免费赡养食草动物之理。李鹏的垮台，跟他在1989年的表演关系不大。海外评论家幻想的开明不开明，在共产国际征服者心目中的分量，大致相当于领带的颜色在上班族心目中的分量。李鹏的问题在于身为总理，却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因为他在各机关的博弈当中，错误地选择了“做土豪策略”。据说他企图向上海和广东要钱，被朱镕基和叶选平顶回去以后，愤怒地到处宣传中央不是叫花子，忘记了在解构者的小环境内，“尊重同侪”和“同情输家”都不是美德。他既然选择尊重朱镕基的边界，就不用指望邓小平的同情。当然邓小平断定他的做法只可能出于软弱，大概也是对的。

朱镕基首先夺取了财政集权派的椅子，然后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连财政集权派的旗帜也据为己有了。可怜的李鹏落到了国民党的下场，从反面证明朱镕基的党性成色足够：国民党就是因为愚蠢地坚持集权统一路线，被共产党配合分裂分子推翻，然后发现胜利者没收了自己的旗帜，反过来把自己打成分裂分子。邓尼金失败的原因比较接近国民党，苏联却没有想到把乌克兰独立的帐赖到他头上，不仅暴露了中心与边缘、主人与苦力的层次差异，而且揭示了强大与高尚、软弱与卑劣的隐秘联系。朱镕基的胜利说明财政分配的路线本身并不重要，打土豪的策略才重要。他出于包衣的心理，并不在乎打谁的土豪。分税制给各级机关提供了方便的借口，可以在较小的范围内，让历史不断重新开始。王岐山宣称：“你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建立金融机构，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建立金融机构，它用财政预算还金融风险。”（龙志安：《朱镕基传》，第135页）于是，这些机构就养成了不断加快改名速度的良好习惯。比较晚近的名字叫城投公司，后来就叫ppp。

李鹏知趣地退居二线，把机关留给飞扬跋扈的万能小组长。朱镕基是从管理满洲和上海国有资产起家的，非常清楚机关的特长在于抢劫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财产，然后顺势兼并为这些经济命脉打杂的外围小企业，从来没有表现出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愿望。几十年的时间足以将赃物消费和糟蹋殆尽，所以李鹏和姚依林才会退得这么心甘情愿，但朱镕基树立国企专家和财政专家的盛名，全靠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提倡“有水快流”的时代，让水流得比别人更快。他那么擅长抢先挤掉橘子让别人收拾，对收拾别人的烂摊子自然兴趣不大。机关现在已经找不到可以抢劫的土豪，冒充土豪的消费习惯却与日俱增，从节省无用开支和断绝有害消耗两方面考虑，都理应让他们赶紧饿死。既然抢劫地主的贫下中农懂得怎样在人民公社悄悄饿死，抢劫帝国主义的国企职工凭什么不能表现出更高的觉悟呢？

经济问题，归根结蒂还是要把帝国主义骗回来才能解决。朱镕基告诉他们：“到中国做生意很容易赚钱。我们知道很多的外资企业，是从外面进口原材料的，在中国加工，然后出口。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中，往往把外国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算得很高，而把出口的产品价格算得很低。因此在他们的账面上，看来very low，实际我看他是make a copy，使我们不能收他很高的税。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欢迎他来，我们不过少赚一点。”“我可以保证，到中国去投资，做生意，都能赚钱，如果不能赚钱，我可以帮你的忙！”（高新：《朱镕基传》，第143页）骗回来以后，要不要再抢一次，最终解释权在中央，包衣的历史承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愤怒的外国债权人向王岐山抱怨说，朱镕基关闭并宣布广信企业的破产是“非法的”⋯⋯王岐山向那帮人解释说，广信的破产，代表“信用翻过旧的一页，掀开了新的一页”。一些人不喜欢他们听到的，另一些人则听懂了。”（龙志安：《朱镕基传》，第128–129页）

当然，帝国主义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可以随意玩弄的傻瓜。历史每一次重新开始，都会导致下一次输入的相对技术层级降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降级，是朱镕基亲身经历的。他在经委主持技术引进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机关的技术部门怠惰低能，根本无法充分利用美国人的慷慨和粗心。他后来对这些部门的崩溃无动于衷，其实是有坚实依据的。当然后者不会忘记编造神话，声称如果不是朱镕基破坏，他们本来可以如何如何，但朱镕基可不是害怕毁谤的人。他就算对其他的事情一无所知，至少对机关大院的德性是了如指掌的。九十年代，难点就不一样了。他得到的技术比八十年代还要落伍，制裁只是原因的一小部分。屌丝经济奖励偷工减料的快钱，其实正好体现了朱镕基本人最擅长的财政策略。创造能力的枯竭，只能用抢劫和盗窃弥补。江泽民－朱镕基时代既是军备重振的转折点，又是匪谍部署的转折点。两者不可能没有统一策划和长远目标，李文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后果暴露，要到计划启动一代人以后。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人士犯了两个过低估计的错误。第一，过低估计了美国自己的保密能力。据我所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保密措施，根本就不可能泄露什么机密，所以直到现在他们没有能够找出那位李文和博士泄露机密的证据，没法起诉他，只好把他解雇了。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期，在美国有过这种时期，在中国也有过这种时期。第二，过低估计了中国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奋的，许多华裔美国人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完全有能力开发任何的军事技术，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请记住，中国是最早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我们已经停止了核试验，我们和美国已经签订了导弹互不瞄准的协议。我们为什么还要冒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风险去盗窃什么人的军事秘密呢？所以，所谓中国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天方夜谭。”（龙志安：《朱镕基传》，第332页）

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充满了冷战胜利者志得意满的情绪。江泽民－朱镕基政权力图掩饰共产主义形象，冒充可以改造的威权主义国家。“我只想讲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说：我比你大十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做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我说我们在人权的观点上很多是一致的，我在中学学习时就念了法国鲁索写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我早就知道⋯⋯后来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直进行着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反动政权侵犯人权的斗争，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反过来去压制人权？而且，只有我们才知道中国如何才能实现保障人权。”（龙志安：《朱镕基传》，第333页）当然，策略不是依靠诸如此类的狡辩生效的。朱镕基对江泽民的意义，接近陈光甫对蒋介石的意义。他们都深知交易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性，美国人可以说生意是生意，自己却不能忘记生意是政治。

对方犹如富家子，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取决于一念之间，然而同样的交易，对自己却是生死存亡的判决，无论如何都得陪着笑脸侍候。“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出口施加了很大的限制，我看把我们排在不是倒数第一也是倒数第二了。因此，我们发射休斯公司的卫星也不批准它出口，我们气象局需要美国的计算机也不出口。中美贸易平衡怎么改善呢⋯⋯我想问一句：你们美国只要求向中国出口小麦，出口柑橘，好啊，我们这一次签订的农业协议不是为进口你们的小麦和柑橘打开大门了吗？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人民靠吃小麦和柑橘就能活下去吗？可以活下去，但是我们要活得更好。”（龙志安：《朱镕基传》，第338页）世贸协议的达成，跟桐油借款一样侥幸。摩根索和巴尔舍夫斯基都是在预备决裂的边缘，因为极小的波动而高抬贵手。蒋介石抗战前的胜利和抗战后的失败都基于此，而且后者就是前者的代价。美国人首先把蒋介石过度拔高成“保卫民主的基督教英雄”，然后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又报复性地过度贬低为“反对民主的腐败独裁者”。江泽民－朱镕基政权包装和透支的“威权主义市场经济学徒”形象，也要由他们的继承人付账，但朱镕基本人不会在乎这些，因为包衣份内的工作已经完成。



[ 此貼由冲冠重新編輯：2026-08-13 19:38 ]

客观来说，就是个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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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几千万人。。是他干的。。

取消福利分房。。取消集资建房他干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无非就是给黑社会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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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越稳固，枷锁越牢固

历史留给后人评说

看看了解......

现阶段再出这样的人已经不可能了。

了解了解，不关我事

忽悠美弟混进世贸，以奴隶工厂搭上全球化快车，不守承诺背信弃义匪党本色

血汗工厂里打工的奴隶们，你们的福报来了~

克林顿翘着脚骂

不好评说

土匪的救星，给匪党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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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分享

都已是过去，未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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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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